明天刊出！敬请 邱树添：近30年来，我主要在宁德的新闻宣传和党务战线工作，尽管与习近平总书记的直接接触并不太多，但他在宁德、在福建工作期间，很关心宁德的建设和发展，我有幸多次随同他下乡调研视察，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大量的宣传报道工作。尤其他当年去过的那些乡、村，我后来抽空基本上都去过，因为工作关系有些地方还多次去过，算是“补课”，十几年来也利用空余或工作便利做过一些田野调查和资料收集研究。因此，对他的施政理念、总体谋划有了更深的思考。我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习近平总书记从政生涯的宁德篇章，是他治国理政思想的理念萌发、理论雏形和实践源头，也可以说是重要策源地。他提出的许多令人耳目一新、津津乐道的理念和思想，都可以从宁德听到先声，找到破译密码。因此，对总书记宁德的从政经历深入挖掘梳理，全面展现他的心路历程，很有意义。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刚到宁德时，听说当时人们对他的期望值很高，他是如何回应人们这种期望的?
邱树添：习书记刚到宁德，给大家的印象就很深，因为他很与众不同。首先，他为人朴实随和。他的衣食住行都很简朴，说话办事也很和气，见人习惯先笑一笑。第二，就是博学。他爱读书，一到宁德就找各地的县志来看，懂的东西很多，什么事情都能讲出些新鲜话来。第三，做事大气。今天，我们从《摆脱贫困》这本书里可以感受到，当时他所谋划的事情，已经不是一个地委书记层面的思考。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他很有精气神。人们在私底下悄悄议论，说仔细看习书记走路的样子，多精神，人家没有说到了咱们贫困地区就无精打采的。放到以前，我们宁德的领导到省里开会都不敢往前坐，就是因为没底气。习书记却不是这样的。
习书记的父亲习仲勋同志是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加上他本人也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过，大家普遍认为他比别人有更多人脉优势，更容易向“上面”要特殊政策、要支持帮助，所以对他期望值确实很高。那一段时间，修建福温铁路、开发三都澳港口和建设中心城市这“三大梦想”，一度成为宁德社会上下的热议话题，宁德的干部群众中弥漫着一种急躁情绪。穷则思变，求富心切呀!再加上习书记这么一个背景，大家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能发生变化，抱个“金娃娃”。
面对广大群众的“高温”，习书记表现得非常沉稳，通过开展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及时给大家作了必要的降温。他提出要发扬“滴水穿石”精神，倡导“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一任接着一任干。当时许多人听了，心里落差就很大，对“滴水穿石”的思路不太理解。有人说：“这个‘滴水穿石’要滴到什么时候呀?一滴一滴，得滴到猴年马月才石穿啊?”习书记很讲究领导艺术，面对这种尖锐的质疑，没有着急上火发脾气，而是十分耐心地做大家的思想工作。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不是简单地灭火降温、简单地否定，而是添薪添水、烧温水，否定中有肯定，肯定中有否定。他对大家讲：“‘三大话题’的设想是好的，只是目前的条件还不具备。我们要积极筹划，条件一旦成熟，就可以大干一场。”其实仔细想想，年，全国都在搞治理整顿，怎么可能给宁德这样一个地方开口子“放水”呢?由于宁德是台海前线地带，国防建设需要远远大于地方发展，整个“一五”到“六五”期间，国家和省里对宁德的投资极少，根本就没有工业布局。一眼望过去，连根冒烟的工厂烟囱都见不到。那时大家开玩笑说，宁德除了火葬场有根大烟囱在冒烟，其他的地方都不大冒烟。什么基础都没有，连电都供应不上，拿什么去发展工业?拿什么搞“三大话题”?
习书记提出，为宁德百姓谋取利益，首先要立足实际，确定阶段目标，先搞以吃饱穿暖为主题的摆脱贫困、脱贫致富。经过反复的宣传讨论，他很快就把干部群众的思路引导到这个方向上来，从而为闽东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现在回过头来看，习书记当时作出那样的决定并不容易。但实践证明他的决定是正确的，也是成功的。
在贫困面前，习书记不是光要求立足实际，还强调自力更生，强调“滴水穿石”的关键在于不停地“滴”。他在调研中发现，宁德的贫困意识严重，言必称贫，认识上有问题，自信心不强，内生动力不足。表面上看是老百姓讲实惠，认为讲半天大道理，不如给一点小钱，搞个项目支持一下，帮助解决几个困难，实质上是“等靠要”思想，是一种典型的贫困意识。宁德明明有那么长的海岸线，为什么偏偏喜欢讲自己是山区?因为大家觉得是山区自然穷，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戴着贫困帽子，争取国家更多救济。
当时，像这种贫困意识，可能不光宁德人有，其他地方也不同程度存在，只不过宁德更严重一些。当然，宁德的区位确实比较封闭，不管是陆路还是海路，资源都进不来，产生“等靠要”思想有其客观原因。但反过来想，一直戴着贫困帽子，就能解决贫困问题吗?所以习书记提出，要真正摆脱贫困，还是要自力更生。年春节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网与宁德福鼎市赤溪村村民代表视频连线，充分肯定“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鼓励闽东人民继续艰苦奋斗、顽强拼搏、久久为功，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采访组：面对宁德的落后面貌和复杂情况，习近平同志是从哪里开始入手改变这种局面的?在您看来，他有什么成功之道?
邱树添：习书记一到宁德，就下乡到基层搞调研。他把自己当成一个学生去深入了解宁德。一方面，从书本上了解历史上的宁德，翻阅各县的县志;另一方面，从基层了解现实的宁德，下乡了解实情。在掌握大量情况基础上，采取了一些措施，摆脱贫困的努力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习书记年调任福州的时候，宁德的经济发展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基础和潜力。尽管还处于“经济老九”的位置，贫困的帽子还没有摘，但是摆脱了贫困线，把温饱问题解决了。当时《人民日报》还专门刊文，报道闽东摆脱了贫困线。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
如果要说习书记的宁德经验或成功之道，按他讲得比较多的主要有两点：一个是靠党的领导，另一个是靠人民群众。这既是他教导大家的工作原则，也是他自己的心得体会和行动准则。我个人认为，还有一点是很值得一提的，那就是他的创新创造。党的领导是方向，人民群众是基础，他个人的智慧就体现在超常的创新创造上。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习书记的思路和智慧归根到底还是来自基层，来自人民群众。他与群众的关系，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深入”和“密切”。因为深入而密切，又因为密切而深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提出“四下基层”工作制度，您认为这项制度是如何推动闽东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
邱树添：我体会，习书记提出的“四下基层”，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方方面面的建设，其中蕴含着许多尚未破解的政治密码。
“四下基层”的一条主线是转变干部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但核心和关键却是促发展。从信访接待到现场办公到调查研究，再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都有内在的逻辑，是相辅相成的。当时，一些机关干部整天浮在上面，不下基层，那怎么为老百姓谋发展呢?如果发现了基层的问题，又如何找到思路、为百姓排忧解难呢?这四项制度就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四下基层”的第一个方面是信访接待下基层。宁德山高路远、交通闭塞，即使坐车到最近的一个县城也要两三个小时，老百姓跑来跑去上访更不方便，信件寄来寄去也不现实，贫困老百姓哪懂得寄信，深山老林里面也没法寄信。况且，坐车是要花车费的，老百姓宁可走路走一天，也要省下5块钱的来回路费。再说了，他们跑上来以后，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谁，两眼一摸黑，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习书记推出信访接待下基层，就是要主动贴近百姓，可以看出他对老百姓的态度，他是真正关心百姓疾苦。上级部门固定时间到各个县里去接访，变老百姓的“上”为干部的“下”，了解情况更加直接。
第二个方面是现场办公下基层，以及第三个方面调查研究下基层，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宁德这个地方，多年来交通极其不便，要解决基层发展问题，更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关键还是要深入基层一线去处理。现场办公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一时拍不了板、定不了案的，就在调研当中解决。调研形成的成果又反过来促进各个部门到基层进行现场办公，无形中提高了工作效率。不然的话，工作变成了马拉松，那还怎么摆脱贫困，弱鸟还怎么先飞、快飞?如果说信访接待下基层还是为百姓方便考虑，那么调查研究和现场办公下基层主要就是破解发展中的问题，帮助百姓找到脱贫致富之路。
第四个方面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政策最能稳人心。如果大家思想不稳定、不统一，就难以解决好发展问题。这就需要加强新闻宣传，通过加油鼓劲来推动工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不能光靠几个干部跑几个村子，那样覆盖面太小，还要依靠宣传工具依靠媒体，当时最主要是依托报纸。所以习书记很重视办报办刊办台，他不是为了宣传个人，而是为了把它作为一种工具和抓手。一份地方报纸的发行量至少也有一两万份，影响力相对大。如果仅靠干部的嘴巴去宣讲政策，一个个都磨破嘴皮也说不清，影响面也有限。在他的推动下，停刊20年的《闽东报》很快复刊，《闽东通讯》随后创刊。他离开宁德之后不久，电视台也建立起来了。这些都成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有效途径和舆论阵地。
因此，我认为习书记主政宁德最大的政治密码就在“四下基层”里面，“四下基层”提纲挈领，环环相扣，既谋一时、谋一域，也谋一世、谋全局。抓住这个主题，可以感受到习书记当年的谋划和意图，把握他在宁德施政的大致脉络。
采访组：您刚才谈到，“四下基层”工作方法蕴含着习近平同志宁德施政的政治密码。那么在这种全面性的工作布局之下，闽东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哪些积极变化?
邱树添：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是习书记在宁德工作的最大特点。现在很多人看到他出手反腐倡廉，带头抓党的建设抓思想政治工作，重视新闻舆论阵地建设和宣传工作，就联想到一个党务干部的形象。实际上，习书记对经济也非常在行，他最提倡的是“经济大合唱”，强调要把党的建设、党委领导当作推动经济发展的总抓手。他说：“每首歌，每支乐曲，都有它的主旋律。主旋律是歌曲的主体和灵魂。一个地方的工作，方方面面，林林总总，也有主旋律——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墙上挂多少面锦旗，少了经济建设这一面就不风光。经济工作的主旋律要求每个部门、每个单位自觉配合，主动协调，总指挥就是地方党委、政府。”
在闽东工作期间，他首先提出农业发展要立足宁德实际，大念“山海经”，即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就是如何挖掘好山海资源的问题。宁德区位特殊，既有大面积的山区，还有更大面积的海域。其中陆地面积才1.34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就有4.46万平方公里，是陆域面积的3倍多。这些特点决定了宁德要发展，必须依赖山海资源的联动，念好“山海经”。他还特别强调两点：第一，单靠传统的农业肯定不行，在山上靠种田效益太低，没有前途。第二，他所说的农业不是小农经济，属于现代化大农业范畴，一个重要支撑就是工业化，着眼于农业产品再加工。所以他提出也要大办工业，工业农业两个轮子并转。
其次，老百姓脱贫致富，要靠项目和产业支撑。他提出山区农业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重点发展林、果、茶和饲养业，项目要分“短中长”期，提倡“种养加”结合。短期养鸡养鸭，还可以养长毛兔、生猪等。中期产业就是发展林、茶、果等，还有比较传统的蘑菇、食用菌等产业。短中期项目投资少、见效快。长期的就是抓特色产业，解决发展后劲问题。闽东的果品很丰富，晚熟龙眼和荔枝都有一定名气。不难看出，这些要求和他现在提出的精准扶贫理念，以及“扶贫脱贫要下绣花功夫”有异曲同工之妙。
习书记在宁德抓经济，尤其重视海上的养殖产业。他引导大家念海经，主要是从养殖业入手，依靠科技搞好深加工和综合系列开发。早期宁德的渔民主要搞一些外海的捕捞，不太懂人工养殖，效益比较低。习书记来了以后，先是推广对虾养殖，随后又把目标锁定在大黄鱼身上。大黄鱼又称国鱼，像黄花姑娘一样，非常娇贵，头颅左右长着两粒白色坚硬的“矢耳石”。现在野生的基本上见不到了，如果有，一斤大约要块钱。由于长期过度捕捞，这种渔业资源早就枯竭了。怎么办?习书记就让当时的水产科技人员去研究、去攻关，解决大黄鱼的人工养殖问题，他离开宁德之后不久，这项技术获得关键性突破，后来还拿了农业部科技进步奖。所以实现规模化养殖，今天大家都可以吃到大黄鱼了，宁德的三都澳也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大黄鱼海上养殖基地，被中国渔业协会授予“中国大黄鱼之乡”的称号，每年有30万的网箱养殖量，产量大概10多万吨。有了山上的特色农产品，再加上海上的人工养殖，老百姓就可以唱好山歌、念好海经、耕山牧海奔小康了。
此外，在经济发展中，他特别注意增强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他说：“弱化了的集体经济实力如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既无力兴办农村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事业，也无力满足群众的文化生活需求。”他经常到自己挂钩联系的乡镇走访调研，帮助当地推动产业发展，鼓励乡镇办水电，搞茶园。他还经常请一些知名企业的负责人来宁德开座谈会，为宁德乡镇企业发展出谋划策。
为了营造发展经济、脱贫致富的舆论氛围，把经济的大合唱烘托好，习书记还千方百计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抓典型示范带动。他把脱贫致富方面小有成就的人邀请到地委机关，不管是种香菇发财的，还是卖茶叶致富的，都请来给全区副科级以上干部作报告，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给老百姓添志气，从思想上脱贫。人们都说，这是“泥腿子坐讲台，山鸡飞上了凤凰台”。
可以用一组数字说明习书记在宁德抓经济的政绩。他年到宁德，年宁德财政收入就达到1.9亿元，增加了万元。而年整个宁德地区财政收入也就1.1亿元，年也才1.4亿元左右，这意味着财政增幅将近40%。何况还是台风频发、大灾之年。宁德这样的起点，有这样的增幅，是很不容易的，如果对经济不内行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成功的秘密，就在于唱好了经济“大合唱”，实现了工业、农业两个轮子一起转，抓实了项目，壮大了集体经济。当年全区人均纯收入元，比年增加多元，基本解决了绝大多数贫困户的温饱问题。
采访组：您刚才提到，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期间很重视挖掘山海资源，把发展林业作为振兴经济的一个重要抓手。在您看来，这与他一直以来倡导的绿色生态建设有哪些内在联系?
邱树添：我认为，习书记在宁德时期抓林业建设，不仅仅是绿化荒山的考虑，更是将其作为闽东人民摆脱贫困的一个重要出路。甚至说，他在宁德提出的“三库”(水库、粮库、钱库)绿色生态理念，是他后来在福建省提出“两生”思路(即划定“生态红线”、建设“生态福建”)，乃至后来在浙江省提出的“两山”思想理论源头。
上世纪80年代，闽东的林业问题比一般地区要严重一些，因为这里是全国第一批开展大规模食用菌种植的区域之一。食用菌栽培要用椴木，于是老百姓除了日常烧火做饭，还要大量砍伐树木，作为栽培食用菌的“土壤”。久而久之，森林资源遭受严重破坏。
年2月，宁德地区召开规模空前的林业工作会议，习书记在会上强调：“林业不但蕴藏着很高的经济利益，而且还有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林业在发展经济和满足人民生活需求等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还非常有创见地提出：“森林是水库，是钱库，是粮库。”这里的钱库，就相当于把森林当做金山银山。他还在《闽东的振兴在于“林”》一文中说，闽东的发展，山是载体，财富在林，广种林木是闽东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他还特别讲到三个“重要”，即林木是财政增长的重要来源，工业农业乡镇企业的重要依托，出口创汇的重要基础。这些都深刻体现了他对生态的重视。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习书记不仅提出从经济效益角度看待林业建设的创见，而且有针对性地提出，要以稳定的政策体制打消群众的顾虑，从根本上提高大家造林的积极性。
他抓住解决林业政策和祖宗山权两大难题，提出坚持“谁造、谁有、谁受益”的原则，做好林权“三定”工作。地区行署还制定出台《关于发展我区林业生产若干问题的意见》，就“巩固林业‘三定’成果、自留山、集体山地承包经营、集体林木承包经营、山地开发利用、控制森林资源消耗、发展食用菌原料、封山育林、林业违规处理”等9个事关林业发展的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习书记还提出，促进林业发展还要抓住完善林业责任制和健全林业经营机制这两个关键环节。特别是完善林业责任制方面，地、县(市)、乡(镇)实行领导干部任期林业目标责任制，层层签订造林绿化责任状，把林业工作列入任期和年终考核内容。同时还在各县(市)、乡(镇)创建造林示范点，对推动全地区造林绿化起到了很好的带头示范作用。
可以说，习书记在宁德提出的绿色生态论述，既有总体思路，又有具体抓手，激发了广大群众的造林热情，而且取得了显著成效。他提出的“三库”理念是他一系列执政理念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至今仍然在闽东这片沃土上散发着夺目光芒。
采访组：在推动闽东摆脱贫困、发展经济过程中，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畲族群众的福祉。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邱树添：习书记重视少数民族福祉，是因为他太了解中国国情，太懂得百姓疾苦了。曾经宁德最贫苦的有三种人。一种是居住在山上的，又叫“山客”或者“山哈”，以畲族居多。历史上他们是外来人，在平原地带没有生存空间，只好跑到山上去，在山林之中生活。他们中有一部分人住着茅草房，冬天冷得要死，夏天热得要死。下起雨来，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条件非常艰苦，病死率很高。还有一种也是外来人，从海上漂过来的，叫做连家船民，生存保障就是一条船，五六米长，一两米宽。又称“疍民”“海上吉普赛人”。由于长期生活在船上，他们一般个子都很矮，腿长期站不直，形成“内八弯”，腿脚呈曲蹄状。旧社会有句话讲：“曲蹄爬上山，打死不见官”，意思就是这种人如果上了岸，有人把他给打死，官府都不予受理。可见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之低。第三种人是居住在地质灾害多发、滑坡地带的人。因为灾害多发，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
对这些情况，习书记都非常清楚，所以不管是他在宁德期间，还是到福州、到省里工作，对这些少数民族群体的生产生活状况始终非常关心，大力促成了与他们有关的“造福工程”的实施。可以说，各民族群众共同摆脱贫困、致富奔小康，这是习书记心中最深的牵挂。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期间非常重视新闻工作，直接推动了《闽东报》复刊，并且对办好报纸、加强新闻宣传工作提出明确而具体的要求，您在《闽东日报》工作多年，请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邱树添：在我党政权建设中，习书记深知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他对新闻工作的重视，主要集中体现在宁德的“一报一刊”上。“一报”就是《闽东报》(年改为《闽东日报》)。这份报纸从复刊到成长，他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当时福建全省只有宁德没有地方党报，而闽东发展中的困难不少，迫切需要依托报纸来统一思想，落实好地委行署的决策和部署。于是，习书记指示，地委研究很快成立了一个复刊筹备领导小组，由地委副书记牵头当组长，行署副专员、地委宣传部长配合，从各个部门抽一些人，前后大概半年时间就把报纸办起来了。当时办报条件非常有限，可以说一穷二白。没有多少钱，习书记硬从财政的“牙缝”里挤出10万块钱当启动经费。没有办公地点，他就去借军分区的房子，甚至“动用”自己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身份，把租金也省了。
年11月1日，《闽东报》正式复刊，习书记专门写了复刊词，刊在头版上。此后又不断帮助解决报社方方面面的困难。年5月，他离开宁德时，在基层与新任地委书记陈增光交接中，也不忘在市直机关召开最后一场座谈会，就是5月3日在《闽东报》会议室召开的新闻宣传座谈会。年8月10日是报社大楼奠基的日子，那时习书记已是省委副书记了，他特地从福州赶来，与前后几任地委书记共同参加奠基仪式，可见对这份报纸的重视和感情。他到了省里之后，还经常看《闽东日报》，曾两次对《闽东日报》作出重要批示。一次是0年9月14日，我和时任报社总编及总编办主任3人一起采写了一篇关于宁德蕉城区特困乡洪口脱贫致富情况的文章，登在《闽东日报》头版头条上。已是省长的习书记看到这个报道之后，就在上面做了多字的批示。还有一次是0年11月9日，《闽东日报》写了一份内参，反映城区边上一个村子道路不通的问题。他再一次专门做批示，要求地委行署认真加以重视。后来我们陪着当时的地委书记到现场察看调研，最终把这个路修好了。
习书记还曾3次为《闽东日报》撰文题词或发贺信。第一次是刚才讲到的，撰写复刊词;第二次是年复刊10周年的时候，他已经是省长，还专门题词“为振兴闽东服务”;第三次是4年6月16日复刊15周年的时候，他已经是浙江省委书记，还特意发来贺信，其中特别讲到了“三贴近”原则和服务“三个文明”建设的要求，希望《闽东日报》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另外，“一报一刊”的“一刊”，是《闽东通讯》。年创刊，地委主办。当时也是习书记写的发刊词，后来也对这个刊物有很多关心和 关于如何做好新闻宣传工作，习书记有自己的鲜明观点。他有两篇重要的文献值得深入研究，一篇是为《闽东报》撰写的复刊词，题目是《坚定方向弘扬正气振兴闽东》;另一篇是《摆脱贫困》一书中收录的新闻工作会议讲话，题目是《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在《闽东报》复刊词里，习书记开宗明义地指出“坚定方向、弘扬正气、振兴闽东”的办报方向，提出了明确的办报宗旨。一般来说，地委书记能讲到办报宗旨已经很可以了，但是他又讲出了“四为主”的编辑方针，要求报纸“坚持以经济建设报道为主;以正面报道为主;以地方消息为主;以新闻报道为主”。他甚至还引经据典，援引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工人〉发刊词》的话，讲报纸该怎么编。可见他是下了一番功夫，是很内行的。现在再读这篇二三十年前的复刊词，感到很多话仍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启示性。
年5月，习书记在地区新闻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的讲话，其中阐述了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统一的新闻观。他说：“我们的党是从人民中产生的，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性和人民性本质上是一致的，我们强调的党性，饱含着人民性的深刻内涵。新闻工作者就是既要宣传党的主张，又要充分体现人民的愿望、要求，把两者统一起来。”如果把这篇讲话同他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放到一起对照来看，我们就会感受到，思想极为深刻，内容一脉相承，对推动工作的作用不言而喻。所以我认为，宁德不仅是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之源，也是他新闻宣传思想的源头，他当时所讲的这些话，其实不仅是站在宁德地区的层面来谈论新闻宣传，而且是站在全局的高度提出的新闻宣传观。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一直把自己当成闽东人，他说过“宁德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您认为，主政宁德对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有哪些影响?
邱树添：我想这个影响应该是非常大的。总的来讲是重要策源地和练兵场。首先，从思想层面上来看，一个人到了30多岁，逐步进入成熟期。宁德岁月，加深了他对基层、对群众的理解。他早些年生活工作过的陕西梁家河和河北正定，地形不像闽东这么复杂。陕北主要是一些塬梁，在宁德随便走到哪一个山都比那边最高的山还要高，境内海拔一千米以上的山峰有座，像总书记去过的下党乡，四面八方都是这种山，那真是“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如果不谈生活水平，单从环境来看，这里的条件也更艰苦。厦门是一马平川，没有山，也没有住在深山老林里的人。在梁家河，坐车坐半个小时把周边都转遍了，去哪里也不可能像到下党那样，下了车还要走两三个小时才能进去。从更广泛意义上来讲，这种经历加深了他对国情的了解，促使他去思考一些现实问题，如何跨越东西南北如此巨大的差异来实现发展。如今，身为总书记的他仍然面临着解决差异的问题。所以说，从北京到农村，从农村到城里上大学，再从北京返回到县里，再从特区到宁德这么一个“老、少、边、岛、穷”的地方，必然在思想层面上给他带来深深的触动和感悟。
其次，从工作层面上看，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宁德这样贫困的地区，需要面对两个方面的考验。第一是责任担当问题，能不能沉下心来帮助这个地方谋发展。第二是水平能力问题。光有党性和责任感，缺乏智慧也不行，必须有创新能力和推动发展的能力。按部就班做事容易，创新创造很难。尤其是在体制机制上存在各种阻碍的情况下，不改革不创新，宁德怎么摆脱贫困?穿衣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都倒逼着他去想办法、去尝试，拿出一套自己的思想体系来。如今，他也要应对国内外各种复杂的形势，由此提出了治国理政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与当年也是一脉相承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铁腕惩治腐败，“打虎拍蝇”，重塑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实际上，他在宁德就提出，经济发展需要廉洁政府，廉洁政府具体到一个地方、一个部门，就是党政干部的廉政问题，这关系到改革开放的成败，绝不允许有人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谋私利。他到宁德后，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一方面明确经济发展的大思路，一方面整顿作风，确定了坚持惩治腐败、促进改革开放的方针，强力反腐。年1月开始，突出肃清干部违法乱纪占地建房、以权承包工程和贪污受贿，并把严肃查处干部违法乱纪占地建房确定为惩治腐败的突破口，对惩治腐败的斗争作出全面部署。与此同时，狠刹歪风，着力抓好查处吃喝、请客送礼、赌博、拖欠公款等问题，让人民群众看到地委转作风是动真格的。此外，他还强调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现象赖以生存的温床，建立一套系统、全面的制度来制约和监督权力使用，实行了“两公开一监督”制度，建立廉政责任制。他还破天荒地提出要正确区分违法乱纪与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失误，保护改革者的积极性，鼓励干部为人民事业敢为天下先;既要敢于惩治，又要善于激励，自始至终把握好政策，等等。这些提法，又与今天全面从严治党的一系列举措有异曲同工之妙。
除了高压反腐，扭转风气，还有我们前面谈到的，当年的“四下基层”工作制度与如今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呼应，都是管总的东西;讲党性与人民性关系问题与现在提出的意识形态工作要求的呼应，也是一以贯之的。他当时还兼任宁德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对军民共建、军民融合发展也有许多重要论断。
所以，我们今天回顾习近平总书记的宁德岁月，似乎会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他来到宁德这么一个偏远贫穷的地方，却孕育出超前于那个年代的思想观念，产生出了影响他未来治国理政一系列重要思想的雏形。看似偶然，但偶然中往往喻示着必然。因此，我认为，宁德就是习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策源地和练兵场。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陕北的梁家河是他的第二故乡，河北的正定让他触景生情，而福建的宁德则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他不是随意而谈，都是真情的流露。我理解，只有那个可以完完全全身心融入的地方、让人能有充分发挥才智的地方、人物风景相亲相吸的地方，才值得在梦里相约，在回忆中流连。
习近平总书记虽然不是福建人，但他在福建工作了17年半，身体里天然地奔腾着红色革命热血;老区虽然比较贫穷，但这里也有最纯朴的革命情怀。闽东的干部群众发自内心地亲近他，真诚地支持他。他年1月写下《闽东之光》一文，满腔热情地说出“知我闽东、爱我闽东、建我闽东”的话语，还有他在给宁德地直机关领导干部的临别赠言中动情地说：“人虽然即将离开闽东，但我留下了一颗热爱闽东的赤诚之心，我会时常牵挂、 采访组：张学清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任宁德地委书记时，您是行署副专员。他刚到宁德时给您留下怎样的印象?
张学清：习书记到宁德时正值夏天，天气热得很。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却像一袭清风，让人耳目一新。他给我的最初印象可以总结成三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开场不把锣鼓敲”。在一般人印象中，新官上任三把火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但习书记却不然。他刚到宁德那天，我们班子成员集中到老地委大院二楼的会议室，原本以为会是一次隆重的欢迎仪式，可没想到习书记一点也不摆领导的架子，不仅着装朴素，而且也没有因为到一地主政就高谈阔论或是立下“豪言壮语”。相反，他只是言简意赅地向大家表了个态，表示在宁德一定做好自己的工作。这个见面会很快就结束了，让我们这些参会的同志感到有点意外。
二是没想到人刚来就“失踪”了。习书记到任以后，我们都做好了他找我们谈话了解工作的准备，但等了好久，我们发现他谁都没找。大家都很奇怪：新来的地委书记怎么好像“失踪”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刚到宁德没几天，就立马下乡去调研，一走就是一个月，一走就走遍了宁德的9个县，而且还去了相邻的浙江省部分地区。
三是没想到他要换种方式带领宁德干部“冲一下”。有一次他在和我谈话时说起，他到宁德上任之前，福建省委主要领导曾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到宁德能够好好地“冲一下”。习书记说，他一直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我听了感到很兴奋。因为当时我和所有宁德人一样有着共同的心愿，就是希望宁德能够抱上“金娃娃”，改变落后面貌。应该说，当时宁德经济发展的担子很重，从外部环境讲，全国正处在治理整顿阶段，通货膨胀严重，各地发展都受到制约，都在“收”;从内部环境讲，宁德作为“老、少、边、岛、穷”地区，欠账太多，关键是穷。而且，宁德为了国家和地区战略发展需要，做出了很多贡献甚至牺牲。比如说，原来古田溪水电站是福建省装机规模最大的水电站，但发出来的电主要供福州使用;宁德三都澳港是世界少有的良港，但为了国防需要，一直没有开发。听习书记说要“冲一下”，我心想，我们自己本身有港、有电，如果习书记再能拉来大项目，宁德一定能够快速脱贫。可没想到，他又对我说，宁德经济发展，慢不得，也急不得。我心想，这要怎么“冲”呢?没想到没过几个月，他就在地委工作会上提出“滴水穿石”的观念。
习书记说，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总要受历史条件、自然环境、地理因素等诸多方面的制约，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发生巨变，只能是渐进的、滴水穿石般的变化。他提倡立足实际又胸怀长远目标的实干，而不是不甘寂寞、好高骛远的空想;他提倡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而不是新官上任只烧三把火那种希图侥幸成功的投机心理;他提倡锲而不舍的韧劲，而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散漫。他当时就讲，“几任干部一本账、一任接着一任干、任任干给群众看”，与当今提出的“功成不必在我”是一脉相承的。
可以说，当年的习书记给宁德带来了全新的发展理念，而且的确用这些全新理念带领宁德“冲”出了新局面。
采访组：从您当时分管领域的角度看，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哪些全新的发展理念?
张学清：我当时协助专员分管财政工作，习书记虽然是党委一把手，但对经济发展非常在行，提出很多新颖而且切合实际的观念。比如，他认为闽东的经济建设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农民问题，闽东要发展，就要走一条“大农业”的路子，即朝着多功能、开放式、综合性方向发展的立体农业，以农业商品观念替代以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观念。再比如，大家都知道习书记在宁德提出“弱鸟先飞”的发展理念，他意识到当时干部群众普遍存在“等靠要”思想，希望国家多拨资金，多安排一些计划内原料，但他指出要把解决原材料、资金短缺的关键，放到我们自己身上来，这种思想意识的转变是“先飞”的第一要义。他还强调商品经济建设不能搞政治和经济“两张皮”，各县的五套班子都要围绕经济建设来做好本部门的工作，搞“经济大合唱”。他在基层调研时听到有不少同志反映乡镇非经济工作牵扯了乡镇干部的大部分精力，就提出要杜绝这类状况，强调乡镇干部的主要精力和时间要用在经济工作实践上。这些观念和要求，在今天看来都是有现实意义的。
习书记专门就闽东财政经济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充分展示了他的辩证思维。他认为，财政经济绝不是只管收支的钱袋子，而是调节经济的大杠杆;运用财政杠杆的调节作用，决不能简单认为是给某某地方多发几个钱，向某某地方多收几个钱，而应产生于正确处理好财政经济的几种关系，比如全局和局部的关系，紧缩与发展的关系，多办事与量力而行的关系。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提出正确处理增加财政收入与搞活企业的关系。当年宁德很穷，我做财政工作有切身体会。年我刚接手工作时，宁德一年的财政收入才万，还比不上邻市一家酿酒厂产生的利税贡献。后来我向习书记汇报工作时谈到这些，他却对我说，要有大财政观念，不能把增加财政收入理解为“卡紧企业”，只有企业发展了，财政收入才有源源不断的活水，水涨船高、泉大水足就是这个道理。
习书记讲话通俗易懂，经常用很形象的语言表达一些抽象的道理。比如谈到利税大户和普通企业的税收问题时，他指出既要抱好西瓜，又要捡好芝麻，一点一滴都要做好，积少成多。增加财政收入要与搞活大中型国有骨干企业相结合，要有“先予后取，培植财源”这样远见卓识的财政观，讲究“欲取姑予”的艺术，不做“竭泽而渔”的蠢事。他还强调，在当前治理整顿、紧缩银根的情况下，财政部门更要通过资产融通，大力支持工农业发展。这些话在当时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在增加财政收入问题上，他还强调要处理好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既要积极争取外界支持，更要深挖自身潜力发展地方经济。这与前面讲到的他提倡“弱鸟先飞”也是一致的。
我有一组数字，年福建全省财政收入亿，宁德只有2.3亿;但从增长幅度看，全省“七五”期间财政年均增长17.3%，宁德年均增长27.3%，超出10个百分点，进步是显著的。从具体工作上讲，乡财建设、特产税管征在全省都得到认可，习书记在宁德开展经济工作的成效也得到了广泛认可。
采访组：在具体工作中，习近平同志给您留下哪些深刻印象?
张学清：习书记在宁德期间，有两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一个是治理宁德标会“会灾”。“标会”是一种民间融资形式。农村里相识的村民你出一些，我出一些，大家把钱集中起来，轮流使用，有人把它当作救急良药，有人把它当作理财工具。但由于这种形式是游走在法律之外的，风险极高，不断发生“倒会”卷款潜逃事件，让不少老百姓血本无归。这在当时的宁德一度风靡。我记得年底的时候，原宁德县(今蕉城区)出现了一起涉及2万多人的“倒会”事件，涉案金额大，超过亿元，一些机关单位的干部也牵涉其中，影响极坏;性质复杂，其中正当的民间融资与非法的金融诈骗卷在一起;时近春节，一个县的城关镇近一半人牵涉其中，许多人为了要账到对方家里搬东西、砸东西、打人甚至非法拘禁，已影响到社会稳定。
年元月，地委连续两次专门听取关于这次“会灾”事件的汇报，问题集中到两点上：一是如何定性，二是如何处理善后。当时基层有个说法，希望政府出一种“会票”，当作官方担保的“中间人”，可这样无形中会给政府带来负担。面对这些问题，年轻的习书记明确提出了三个观点：第一，不要随意定性，要按证据办事。他考虑涉及的普通百姓较多，不宜轻易定性，但对其中个别明显属于金融诈骗性质的，该抓就抓，绝不姑息，对于大多数群众还是要持保护态度。第二，政府“会票”不能发。他提出，要重视民间调解方式在此类事件处理过程中的应用。这个话一出，解决方法就很活了。比如我暂时还不了这个钱，就让我家族中有声望的亲人做担保，平息各方争执;家里有什么物产，也可以用来抵一部分欠账。总之，就是运用各方愿意接受的民间调解方式来解决民间纠纷，而不是盲目把矛盾上交给政府。我们当时觉得习书记这个意见非常好，就是充分发挥民间力量来解决老百姓自己的事，事半功倍。第三，他强调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各级政府要加强力量，深入细致做好群众工作，控制事态发展，保持社会稳定，确保老百姓过一个平稳的太平年。
当时“会灾”导致许多群众跑到地委行署办公楼上访，甚至经常出现闹访现象，我们的干部一度很挠头，不知所措。习书记这样子一表态，大家心里都有了主心骨，开始沉下去耐心做群众工作，县里也组织公安、信访、财政、银行各领域大量干部，深入涉案群众家中帮助解决问题，慢慢就把“倒会”问题平息下去了。可以说，没有习书记当时提出的成熟沉稳的指导思想，没有他当时快速反应的应变处突的能力，没有他对基层工作、对群众的殷殷深情，是很难很快把这件事妥善解决的。我们大家都很钦佩他。
还记得在那一年的年终考核中，省委组织部向班子反馈对习书记的评价，有句话得到大家一致认可，那就是他到宁德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树立起很高的威信”。确实，虽然我们与习书记在宁德共事只有短短两年时间，但他领导有方，指挥有力，作风过硬，大家的心情都很舒畅很愉快，对他是口服心服。
另一件事就是他支持在宁德开展“三教”活动。“三教”就是重教、支教、爱教，营造全社会重视教育、支持教育事业发展的浓厚氛围。习书记当时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那时省里也下达明确要求，要在年之前实现教育“一无二有”，即无危房、有课桌椅。上世纪80年代末，虽然改革开放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但国家的贫困面貌还比较普遍，像我们宁德，很多学校没有专门的校舍，学生们在寺庙、祠堂里上课的比比皆是。还有一些就干脆在危房里上课，学生自己从家里搬着小凳子来读书。那时候教育系统有一组统计数据，宁德农村的教学危房有14万平方米，建在祠堂、寺庙里的校舍还有23万平方米，课桌椅缺少3万套。习书记把这件事当成扶贫惠民的一件大事来抓，年9月19日，他召集班子成员办公会，专门研究教育问题。他讲到：一是要肯定成绩看差距，把教育搞上去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二是一定要下决心解决薄弱环节，办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这包括我们提到的改善办学条件实现“一无二有”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解决各地欠发教师工资的问题，稳定教师队伍;三是强调要分层次推进教育体制改革。不久后，也就是年11月，在地委工作会议上，习书记提出把开展“三教”活动作为新一年一项重要工作来落实。年1月还正式出台了实施意见，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切实落实领导责任，把是否开展好“三教”活动作为年终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采取地、县、乡共同出资的办法，限期解决“一无二有”问题，凡是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的，不准盖新的办公楼、宿舍楼;验收工作安排在当年年底，要用解决群众关心的教育问题成效检验各级干部的工作成效;拖欠教师工资问题也要同步解决，等等。后来，宁德的这项工作成果得到了省里的高度肯定，充分体现了习书记把教育事业当成民生工程抓紧抓实的务实作风与为民情怀。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把“四下基层”作为工作常态，当时您在参与过程中有哪些体会?
张学清：习书记在宁德提出“四下基层”，是他亲民务实工作风格的又一体现。当时我分管信访工作，但却是“新手”，之前没接触过，心理上有一点畏难情绪，甚至有一点担心。担心什么呢?一是怕没事找事，引火烧身;二是怕群众的工作难做，万一碰到胡搅蛮缠的怎么办;三是担心群众提出的问题解决不了;四是担心“四下基层”的机制难以持久，最后变成“半拉子工程”。当时和我有同样想法的同志还有一些，大家也都很期待，想看习书记会怎么干。没想到，他工作起来非常有章法：首先要求工作人员在基层发布公告，告诉群众我们要在哪天在哪个地方现场接访、现场办公;随后组织各有关部门，要求大家主动谋划，预判群众可能会提出的问题，提前考虑应对方案，并做好内部分工;最后，要求当天接访结束后各部门要自行小结，明确每件事落实部门和时限，争取尽快给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后来，他本人亲自带队到基层接访，倾听群众所急所盼，可以说是以上率下，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宁德“四下基层”的工作机制在全省引起强烈反响，当时省委还专门把全省各地信访局局长带到宁德展开现场观摩，学习我们的好做法。这项工作在宁德一直持续到今天，从未间断。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期间“三进下党”的事迹至今被广为传颂。您当时有没有参加，有哪些切身感受?
张学清：我参加过一次，就是习书记年7月19日第一次步行到下党那次。他带领班子有关成员和相关委办局的18名负责同志一同深入下党乡，既是去调研了解情况，开展现场办公，也可以说是带我们进行一次现场教育。
下党当时实在太穷了。不要说基本的公共设施建不起来，平时吃饭只有盐巴调味，连酱油是什么都不知道。当时人多去了几个，连开会场所都没法子解决，在廊桥上开会、吃饭和休息，就是习书记亲自敲定的。我们看了以后，确实很受触动，觉得不把这样的乡村百姓拉出穷窝，就对不起自己的头衔和职位。我相信习书记一定也是这样想的，因为后两次再进下党，都是他自己主动去的，那里百姓的生活始终牵动着他的心。
采访组：后来习近平同志到福建省委工作，和您还有工作交集吗?
张学清：我年离开宁德到省直单位工作，任省物价委主任，那时候习书记已经在省委任副书记，分管“三农”工作。当时全省刚刚宣布村村通路、村村通电、村村通广播，是一件为民惠民的实事。但在通电问题上，就出现了“三乱四电”现象，即乱收费、乱加价、乱集资，人情电、关系电、权力电、偷窃电。反映最突出的就是乱收费乱加价问题，惠民的好事一度出现导致农民负担过重的乱象，当时《人民日报》还对福建这方面问题进行过披露。习书记对此事非常重视，亲自听取汇报并出席专题工作会。我们当时下了决心，一定要把电价压到1元以内，习书记知道以后非常支持，还支持我们开展舆论监督，提倡全省农民凡是遇到电价超过1元的有权拒付。在开展集中整顿的第一年，我们就为全省农民减负5个亿，第二年又减少3亿多，受到广大农民的好评。
0年2月，我调任省地税局局长。那时候习书记已经是省长了，主管财政金融工作。他交给我两项任务：一是“带好队”，就是带好税务这支队伍。当时地税系统是从省到乡镇垂直管理，整个队伍有10多人，都是“吃皇粮”的，要管好不容易。二是收好税。他下达给我们一个硬任务，就是帮劳动厅(也就是现在的社会保障局)做好社保费的收缴工作。起初，工作实施起来我才发现面临三大阻力：一是企业方面的阻力，因为收费就牵动企业，企业的负担客观上就会加重;二是随着企业负担加重，反映到政府层面，有的地方就会担心影响引进外资，继而影响地方经济发展;三是来自我们税务系统内部，不少人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毕竟税务局按理讲是依法收税，社保费收缴当时不是我们的分内工作。在认识没有统一的情况下，这件事的确很难办。
我向习省长汇报了自己的为难之处，他听了表示很理解，说完成这项任务，如果在人手、设备上有困难，都没关系，他会帮助我解决，但最重要的是要做好各方面的思想工作。他说，要给大家讲清楚，这个事是关系到福建社会保障工作落实、关系到社会安宁稳定的大事，税务部门要认识到这个做法的深远意义，统一思想，好好地收。他还说，针对企业担心的问题，完全可以给企业开诚布公讲明白，相信对方都是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我们引进一家企业，不管是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如果连这种基本的社会责任都不愿意承担，那么我们引进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简单几句话，我听出了习省长的信心和决心，也看出了他高瞻远瞩、着眼全局的领导风范。后来，为了进一步推动这项工作落实，习省长多次牵头召集相关领导和部门开会研究讨论，还专门成立工作领导小组，最终决定从1年1月1日起，把地税征收、财政监督、社保发放作为一个工作体制确定下来，全面实施社保费地税全责征收。
那次开征前，全省社保费只能收到两三亿，有时候连这个数字都收不上来;1年新体制实施后，当年就收了34亿，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厦门。今天来接受你们访谈之前，我特地打电话问省税务局社保处的处长，现在我们全省收取的社保费已经达到亿。可以说，当年习省长为国家的社会保障事业、为全省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也亲身感受到他真是一位沉稳睿智、远见卓识的领导。
采访组：在日常接触中，习近平同志留给您怎样的印象?
张学清：和习书记共事过的人，相信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他为人沉稳、务实亲民、正派清廉。现在回想起来，他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展露出一个大国领袖必备的素养。或者说，在宁德，在福建，他的宏才大略已经初显端倪。原福建省军区司令员陈明端当时对习书记就有一句评价：习近平年纪轻轻，讲起话来有条不紊，真有大将风度。我们都很认同!
习书记在工作和生活上对自己要求都很严格。年3月，他牵头制定了《关于地委、行署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若干规定》，主要包括12条：在职期间不准以任何名义占地营建私房;不准个人介绍基建工程;不准贪污受贿和索贿;不准违反招工、招干、招生、毕业生分配、征兵、复员转业军人安置和人事调动的有关规定，私自安插子女、亲友，谋求特殊照顾;不准在干部的提升、晋级和调配选拔上，违反组织原则和人事干部工作程序;公务往来不收礼，不向基层单位索要各种产品、礼品，索购紧俏商品;下基层不准大吃大喝，要严格要求按接待标准办伙食，按规定缴纳伙食费;不准公车私用，如特殊情况私事要用车，要向车辆管理单位缴纳用车费;不准利用职便以任何名义参与经商办企业;不准弄虚作假骗取荣誉或奖励;要敢于坚持原则，敢于碰硬，带头抵制各种不正之风，不准为违法乱纪的人和犯罪分子说情袒护、徇私枉法;教育管理好家属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个多月后，年5月15日，又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廉政建设的若干补充规定》，共5条：不准购买新的进口豪华汽车;不准修建超标准的办公楼、宿舍;领导下乡要轻车简从，不要到当地边界迎接上级领导;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除有关人员外，不要层层增加陪同人员;今后领导干部生病，各部门、单位不要用公款赠送慰问品，不以各种理由，用公款向领导赠送礼品，如有违者，财务部门不予报销，领导干部要把物品退还有关部门、单位或上交。你们看，他在30年前就针对作风问题提出如此细致的要求，直到30年后的今天，仍然强调反腐败要持之以恒，充分体现了他对作风问题一抓到底的决心，也体现了他身体力行的坦荡气概。
他在宁德经常讲，“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生活上要实行“最低标准”，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他到任以后不换车、不换司机、不换办公室，住就住在地委大院旁边的职工宿舍里，吃就吃在职工食堂，从没搞过特殊、开过小灶。
年9月5日，对我来说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那天晚上，已经是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来福建视察工作，和我们几个在宁德共过事的老同志一起再叙情意。他当时讲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说福建是他成家立业的地方。他解释说，自己在厦门成的家，后来在福州生了女儿。而立业主要从宁德开始的，所以对福建对宁德有着特别的感情。他讲得实在，我们听了也很感动。
这一次接受你们的采访，我感到可谓正当其时。中共中央刚刚提出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通过访谈对曾经与习总书记交集过程进行点滴回顾，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生动体现。这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解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理解他对人民的深切情怀。
学习时报：
蔡局长您好，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担任地委书记时，您是古田县委书记。请您谈谈第一次和他接触时的情形。
蔡天初：
好的。第一次见到习书记，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对古田县非常关心，高度重视库区工作。我先讲讲当时古田县的基本情况吧。古田县是福建一个非常特殊的县，“库区”是古田县最大的县情，库区建设和移民工作是古田县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工作。上世纪50年代，国家“一五”计划将古田溪水电站列为全国第个重点建设工程。年，库区建成，淹没了一座千年古城和4万多亩良田，形成水域面积37平方公里和大小岛屿36个，4万多搬迁移民需要安置。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当时全县包括扶持资金在内的各项补偿资金不足万元。又恰逢“大跃进”运动，提出了“三年搬迁任务，一年完成”的口号。移民搬迁，采取“先后靠、后外迁，先本区、后外区，先本县、后外县”的政策，造成许多历史遗留问题。现在的古田县城就是年在人工湖旁边建起来的“新城”，到年正好60年。所以我们常说，古田县既是一个千年“古”县，又是一个甲子“新”县。
第一次搬迁30年后，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国家“七五”计划提出要建设水口电站。年，古田县又面临第二次库区移民，涉及两个条件较好的临江乡镇黄田镇和水口镇，需要移民2万多人。两次水电站建设，古田县累计移民和需要移民6.3万人，淹没村庄69个。第一次搬迁遗留的问题还没有全部妥善解决，又面临着建设水口电站新的搬迁移民任务，工作压力特别大。
习书记到宁德上任不到1个月，也就是年7月2日，他第一次到古田县调研。这也是他上任后到基层走访调研的第一站。
在得到习书记要来古田县的消息以后，我和班子成员都感到十分兴奋和激动，同时也有些紧张。激动的是习书记第一站就到古田县来，说明他对古田县的工作十分重视。紧张的是我年8月才从福安县委副书记任上调到古田县担任县委书记的，担心吃不透县情，汇报不好，心里十分忐忑。于是，我马上召集班子成员开会，就“如何汇报、汇报什么”征求大家意见，并准备了一份汇报提纲。
我是在汇报会上第一次见到习书记的。没想到一开场，习书记跟大家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们这个古田是闽东宁德的‘古田县’，不是闽西龙岩上杭县的‘古田镇’，普通话要是发音不准，还会把‘莆田’和‘古田’混在一起。我这次来古田县，是‘看准了’才来的。”听了习书记的开场白，在场的干部都笑了起来，感到一下子拉近了距离。我紧张的心情也很快平静了下来。我原本准备向习书记逐一汇报古田县的各项基本情况，没想到习书记紧接着就说：“我知道古田有一座很大的梯级水电站，是一个库区大县，现在库区移民的生活、生产情况怎么样？”习书记短短几句话，就直奔主题，讲到他关心治疗白癜风哪家医院好广西白癜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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