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st最近一两年，“东海无鱼”这个词频繁地出现，有渔民反映浙江沿海大部分地区已经无鱼可捕，东海渔业资源面临枯竭的危险。“东海无鱼”危局，大家怎么看？司马童：岂能“要死大家一起死” 长期以来的酷渔滥捕以及日益严重的海洋污染，正让东海这个“蓝色粮仓”的鱼虾日渐稀少，资源濒临枯竭。面对“东海无鱼”危局，渔民普遍忧心忡忡，却又徒叹无奈：你不捞，别人也会捞，捞光了，要死大家一起死。 手指宽的带鱼、铜钿大的鲳鱼……即使在保护鱼虾繁衍生息的休渔期，菜市场里还是能见到小得可怜的“鱼子鱼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一些人抱着“不捞白不捞”、“要死大家一起死”的放任心态，对渔业资源索取有份而保护无责，给渔业资源保护和管理带来不小难度。 如此，“东海无鱼”必然成为“公地悲剧”的又一典型例证。１５、１６世纪的英国，草地、森林、沼泽等属于公共用地，耕地虽有主人，但庄稼收完后，也要把栅栏拆除作为公共牧场。因对外贸易兴盛，英国的养羊业飞速发展，牧民纷纷把羊群赶入公共草场放养。不久，“公地悲剧”出现了———草场持续退化，直至无法养羊，最终牧民纷纷破产。 “公地悲剧”的可悲之处在于，每个牧民都从一己私利出发，毫无节制地选择多养羊以获取更大收益，宁愿付出草场荒漠化的代价。“东海无鱼”危局与之何其相似！当渔民们只想着“造大船、闯大海、发大财”、“能捞一把是一把”，对海洋资源的休养生息和可持续发展漠不关心时，除了走向“一起死”的绝境，还有啥“活路”可言？破解“东海无鱼”危局，任重而道远。当务之急是，想好办法、下大力气，破除这种“要死大家一起死”的短视思维和无奈困局。 路远：“靠海吃海”快吃不下去了 “东海鱼仓”、“中国渔都”历来是我们浙江引以为豪的金名片。但近年来，东海的鱼越来越少，个头越来越小，“鱼仓闹鱼荒”已成常态。尴尬局面的形成，正如媒体报道，渔船马力越来越大、网眼越来越细导致的过度捕捞是元凶，特别是“三无渔船”（无船名号、无渔业船舶证书、无船籍港），数量多、偷捕滥捕严重，对渔业资源危害极大。 据测算，浙江每年东海渔场幼体资源总捕捞量约２０万吨。一网捕获四五吨带鱼，数目竟有５０万尾之多，因为９９％以上是１０克左右的带鱼丝。假如等其平均长到１００克，同样的一网就能有５０吨的产量。幼鱼密集的春夏之际，其被捕获的可达百亿条，令人触目惊心！据统计，仅去年一年，浙江的带鱼产量就锐减了４０％。市民喜爱的小黄鱼，最高年龄能到２０龄，以前捕捞的多是５龄鱼，而现在捕获的平均不到１龄。这些都表明，东海渔业资源正在加剧衰减，“东海无鱼”并非危言耸听。 曾经丰饶的东海养育了沿海万千子孙。记得小时候，天天有小贩上门卖能当家常菜的大黄鱼，条条都有一两斤重。如今，大黄鱼也“行走在消逝”中，成了“出水文物”。我们世世代代“靠海吃海”，现在就快吃不下去了！对此，每一个海洋儿孙都应扪心自问：我们对得起“东海母亲”吗？ “东海无鱼”，已触及海洋生态红线与社会民生底线，是东海之痛，更是浙江之痛；是当代之患，更是后代之患。为此，省委省政府提出，展开历时三年的“一打三整治”等专项行动，遏制过度捕捞、拯救东海渔场，实现渔场修复振兴。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理当做实做好。 如说：“不就是抓两条鱼嘛” 东海的渔业资源在不断衰减，但遇上有关部门整治违法捕捞时，一些渔民、游客和海钓爱好者不以为然，“不就是抓两条鱼嘛，何必搞得这么认真？”不解、不屑心态溢于言表。 我们的许多问题，就在于人多。就个体而言，多捕少捕几条鱼确实是小事一桩，但渔民成千上万，游客和海钓爱好者越来越多，如果都这么想、这么做，就不是小问题而是大灾难了。事实证明，“东海无鱼”危局跟“集体无意识”导致的偷捞滥捕密切相关。 据了解，我省渔船总马力从１９８５年的７９．８万千瓦，飙升到现在的３６１万千瓦，其中还不包括大量“三无”船只。一边是渔船数量猛增，一边是“没有什么鱼好捕”，渔民为了维持生计，“船老大”为了多捕多赚，各种“断子绝孙”的帆张网、“绝户网”及电脉冲等违法渔具和手段屡禁不止。这早已不是“抓两条鱼”的问题了，而是严重破坏和透支渔业资源的恶性循环了。 更可怕的是，一些企业主抱有同样心态，只不过说辞变成了“不就是排一点污水嘛”。言下之意，海面这么宽，排点污水没关系。这些年，各种污染物入海现象不断增多，近海水质不断恶化，这对鱼类而言无疑是灭顶之灾。 海洋再广阔，承载量和供给量也是有限的。海洋渔业资源一旦遭到破坏，修复起来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为此，在教育和引导渔民、游客和海钓爱好者消除“集体无意识”心理的同时，更要严管重罚违法违规捕捞和海洋污染偷排行为，并形成长效机制。 俞洲：小得让人不忍心看 休渔期结束了，透骨新鲜的鱼虾又重现市民餐桌。笔者跑到“半夜市场”淘“鱼”，发现各类海鲜品种尚算丰富，但个头却越来越小。享有盛名的东海大带鱼已难觅踪影，摊位上出售的大多条重就三四两，宽度也不足两指，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个别摊位上摆卖的鱼虾更是“小”得让人不忍心看，小蟹铜板大，虾米饭粒大，十几元钱就能买上一大堆，便宜倒便宜，却难让人感到开心。 曾几何时，丰饶美味的东海海鲜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宁波人，“四大鱼产”更是闻名天下。现如今，受市场需求刺激和经济利益驱动，不少渔民渔网越织越密，“灭绝捕捞”大行其道。“绝户网”、“地笼网”、“迷魂网”等禁用渔具一经使用，以万亿计的幼鱼虾苗，转眼之间便成了牺牲品。而灯光围捕、电捕等非法捕捞手段的流行，进一步加剧了海洋渔业资源的衰竭。可以说，违法网具的生产和销售不止，跨界、非法捕捞方式不绝，让“蓝色粮仓”休养生息就是一句空话。 “鱼苗虾种大小通吃，蟹子鳗孙斩尽杀绝”，这种“公地悲剧”的形成，地方渔业监管机构和其他相关部门难辞其咎。只有依法严厉打击非法制造、销售、携带、使用电脉冲、多层囊网等禁用渔具的违法行为，依法查处海洋捕捞生产中违反渔具携带数量、最小网目尺寸规定等行为，严厉打击“电、毒、炸”等行为，海鲜产品“小”得让人不忍心看的惨状才有望改变。 一鸣：不要一味责怪捕鱼者 “东海无鱼”危局引起广泛 祖祖辈辈“靠海吃海”的渔民，由于毫无节制地掠夺，终于遭到了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出现海洋无鱼可捕、自己及子孙生计堪忧的窘境。他们的行为实在可恨，他们的遭遇实在可怜。然而，我们在谴责狂捕滥捞者的同时，是否也该扪心自问一下：出现“东海无鱼”危局，难道只是捕捞者的责任吗？ 且不说企业排污污染海洋环境影响渔业资源，也不说政府有关部门监管失控造成无序捕捞，就普通市民而言，假如市场拒进如丝般的带鱼、手掌大的鲳鱼，假如“食鱼族”拒买拒吃小鱼小虾，渔民还会把网眼越织越小，将“鱼子虾孙”一网打尽吗？有一年，笔者在澳大利亚的一家餐馆就餐，见肥大的螃蟹只只都是公的。陪同的导游解释说，母蟹要繁衍后代，捕食母蟹会使蟹资源减少，因此当地法律规定不得捕食母蟹，人人自觉遵守。联想到我们这里，哪管公母大小，皆捕而食之。因此，个人认为，捕鱼者与食鱼者缺乏法律意识和道德自律，是造成“东海无鱼”危局的主要原因。 如同社会上行贿者、受贿者同受法律制裁一样，造成“东海无鱼”危局，捕鱼者与食鱼者都有责任。因此，不要一味谴责捕鱼者。恢复东海的渔业资源，要靠渔民兄弟的自觉，也要靠全社会的参与和努力。 杨继学：执法就要“浪赶浪”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东海无鱼”危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关部门长期管理不力、执法不严，造成“三无”渔船泛滥成灾，“断子绝生”的帆张网、电脉冲等“绝户网”屡禁不止，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日益猖獗。 应该看到，一方面，海域面积广阔，海上情况复杂，而我们的渔业管理和执法力量严重不足，执法装备落后，海上执法难度大、成本高，让一些违法者有空子可钻；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执法存在“一阵风”、“雷声大雨点小”等现象，平日里少作为、慢作为甚至不作为。这容易让老老实实休渔、捕鱼者吃亏，而让违法乱纪者得利，诱使渔民普遍滋生投机心理———执法严时，避避风头，风头一过，偷捕滥捕。东海休渔已有２０年，今年４月我省才判了非法捕捞“首案”，不能不让人为“监管不力”叹息。 在茫茫大海上搜寻、抓捕非法捕捞者，确实不易。但越是不容易，执法越是需要“浪赶浪”，毫不松懈。一是各地政府要舍得投入，加强海洋与渔业执法队伍建设，配足配齐执法装备，加大执法力度，拓宽执法范围；二是要像交警部门查处“酒驾”那样，一天也不放松、一人也不放过，让违法者受到应有惩罚，形成震慑效应。三是相关部门要形成合力，岸上、海上联动，加大对各个环节的监管力度，建立健全长效管控机制。 郭廷昌：真休渔才会鱼满舱 受台风“凤凰”影响，今年的“东海第一网”提前上市，水产经营户感叹：“休渔２０年，这是收成最好的一年。”２公斤多重的大黄鱼又露面了，两三公斤的带鱼和一两公斤的鲳鱼比比皆是（９月２２日《宁波日报》）。 自１９９５年实施东海伏季休渔以来，相当长时间里，休渔制度并未得到严格执行，东海渔业资源逐年衰退，要捕大鱼甚或“鱼王”成了渔民的奢望。形势危殆，近年来，渔业渔政部门开始重拳打击非法偷捕行为，特别是今年夏季开始的“一打三整治”专项行动，我市查扣违规渔船百余艘，多名非法捕捞者被依法逮捕和判刑，造就了“史上最严格的禁渔期”。 今年“东海第一网”作业时间比往年短，收获却远超往年。这表明，休渔只要真休，海洋就有丰厚回报。这就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执法力量，严厉打击和依法严惩非法偷捕者，坚决遏制“明休暗捕”现象。还可发动民众举报，并给予一定奖励。 由此想到，既然“真休渔”对渔业资源恢复效果如此明显，那我们何不适当延长休渔期，给鱼类更多休养生息时间呢？记得市政协原主席王卓辉曾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建议，将休渔期从现行３个半月延长至半年（春分到秋分）。事实表明，如果这么做，作业时间短了，捕获量反而大了，不仅不会损害渔民利益，反倒是“可持续发展”的大好事！ 范昉：实行“限量捕捞”政策 “大黄鱼，叠金砖。鲳鳊鱼，滚银盘。枪蟹赛过七寸碟，乌贼好比糯米团。”这是我在早期的一篇散文中写下的。时隔３０多年，我再听到的，却是来自东海的沉重叹息：“带鱼像筷子，鲳鱼像扣子。黄鱼难见踪，乌贼快绝迹。”两相对照，曾是宁波人当家菜的大黄鱼现在成了“出水文物”，乌贼几乎绝迹了，曾大过盘子的鲳鱼成了“扣子”，像把银剑的带鱼成了“筷子”，令人担忧！ 说起“筷子”带鱼，老百姓叫带鱼丝，市场上时常可见，一条不足１０克。像这样的鱼丝，让它再长上一二年，就是条成鱼了。而小黄鱼呢，不到１龄就被抓上来了，它能活到２０龄呢！ 海洋具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如果我们理智些，三年、五年、十年，或许就能改变“东海无鱼”危局。过度捕捞、恶性捕捞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因此，我认为应该实行“限量捕捞”政策。 一限年捕捞总量：据专家估算，浙江渔场现在的资源量在４００万吨到５００万吨，合理的可捕量应为资源量的一半，目前的实际捕捞量早已大大超出。因此，应按有利于休养生息的原则，确定年捕捞总量，使之成为不可逾越的红线；二限船只总量：按照渔场的有限承载能力，合理限定渔船总量。多余渔船发展钓业及休闲旅游业，部分渔民穿“鞋”上岸；三限每条渔船捕捞总量，这么做，从成本计，渔民就会捕捞经济价值高的大鱼，而不愿捕捞幼鱼，以小抵大、以量抵质的过度捕捞现象也有望得到改变。 江海：先管住自己的嘴 曾以盛产大黄鱼、小黄鱼、带鱼、乌贼闻名天下的浙江渔场，如今却陷入了“无鱼”的危局，让人深感忧虑。 东海“无鱼”谁之过？我们当然可以抱怨海洋环境的人为破坏，可以怪罪渔民疯狂的非法捕捞，可以指责不良商贩的见利忘义，可以批评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管不力。但一个不容辩驳的事实是，那些非法捕捞上来的“筷子一样的带鱼”、“扣子一样的鲳鱼”，最后都流到了餐桌之上，吃进了食客的肚子。一些人在满足口腹之欲时，却不知鱼儿在哭泣、大海在叹息；举起筷子“大小通吃”的时候，却不知这是在掠夺子孙后代的资源。作为购买和消费海鲜的“吃货”们，难道不应反思一下，这其中也有我们的“功劳”！ “东海无鱼”危局的背后，隐藏着一张张无所顾忌的嘴巴。要想走出困境，防止“今天的鱼类，今后只能出现在课本里”的悲剧上演，除了严厉打击非法海洋捕捞活动、加强市场流通环节的监管，更重要的是每个消费者要行动起来———先管住自己的嘴，坚决拒吃“鱼子虾孙”。 作为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现代公民，我们不能只在口头上谴责非法捕捞行为，而不顾后果地放任自己的消费行为。那种“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的阿Ｑ式心理是要不得的。倘若大家都管住了自己的嘴，自然也就没有了“买卖”和“杀害”。为我们的明天和子孙后代计，牺牲一下“野蛮”的口腹之欲是应该的，也是值得的。 俞亦平：海里“无鱼”，陆上有责 笔者已有４０年没吃过野生大黄鱼了，回忆起当初的那股美味，忍不住直咽口水。如今，出现“东海无鱼”危局，一味追责海上滥捕造成鱼类资源匮乏，有失公允。笔者以为，如果要打滥捕偷捕者一方四十大板的话，那么陆上这一方更应打六十大板。 此话怎讲？比如，执法力量和力度不足。禁渔期间，大量辽渔、鲁渔、苏渔、闽渔甚至境外渔船违法闯入东海禁渔区，单靠我省、我市几艘渔政执法船去追堵，势单力薄，无济于事。唯有形成全国“一盘棋”的联合执法机制，设立跨省市的执法机构，才可走出这一困局。同时，渔政执法有必要延伸至岸上，与环保、农业、水产等部门联合，规范、督查渔网目数、收缴违法渔具器材等。 比如，滩涂违法养殖。靠海吃海，临海渔（农）民为获取经济效益最大化，长期、大量违禁使用添加抗菌素等药物、用生石灰进行塘底消毒，结果是“利”在滩涂养殖，“害”及海中鱼虾。 比如，陆上污染殃及“海鱼”。东海之所以成为世界著名渔场、“蓝色粮仓”，乃有长江、黄浦江、钱塘江、曹娥江、甬江、鸥江等大江大河的滋养，不光输入大量优质淡水，也为它提供了无尽的鱼饵。但多年来，陆上滥用农药、毒水排放、围滩造地、违法养殖等现象不一而足，江、河、湖、溪、沟、田污染严重。海纳百川成海纳百“毒”，近海赤潮频现，浮游生物绝迹，渔场食物链断裂，再加上无节制的滥捕偷捕，可谓几根麻绳一起抽，东海还能“有鱼”，岂非神话？ 郭敬波：学学国外的“罚”法 出现“东海无鱼”危局，长期以来的非法捕捞是一大主因。从立法和执法层面上来说，“渔网太密”是因为“法网太疏”，“鱼儿不自由”是因为“执法太自由”。要修复振兴浙江渔场，不妨学学国外的“罚”法。 重“罚”更要重“法”。与国外相比，我国法律对于偷捕、滥捕者的处罚太轻。美国马里兰州的法律规定，用钓钩钓起两条达不到“法定尺寸”的小鱼，就可能受罚５００美元。我国一些渔网网眼小到不到一厘米，渔政部门大多只作“收缴网具”处理，违法成本极低。而且，与世界主要渔业国家相比，我国渔业专门立法严重不足，渔业执法依据不明，层次不清，协调不够。因此，“收渔网”的同时，还应及时“织法网”。 重“行罚”更要重“刑罚”。我国刑法专门规定了“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但绝大多数非法捕捞者只是被处以行政处罚，受到刑法追诉的少之又少。一方面是因法律对于何为非法捕捞“情节严重”规定不明确，有“网”无“眼”，难以操作。另一方面也与渔业行政执法部门“以罚代刑”有一定关系，渔业行政执法部门的自由裁量权较大，一些执法人员看人下菜、罚款了事，使渔业执法陷入“罚了放、放了捕、捕了罚”的怪圈。处理好渔业执法中行政处罚与刑法处罚的关系，才能让更多的“大鱼”落法网。 重“金钱罚”更要重“行为罚”。“重罚”绝不只是重罚款，还要注重“行为罚”。像美国马里兰州对于非法捕捞者不但罚款很重，其违法记录还将被录入个人“信用系统”，成为一生的“污点”。而俄罗斯刑法除了对非法捕捞者判处有期徒刑外，还可能并处“资格刑”，即剥夺犯罪人的渔业捕捞资格。我国的渔业执法应当引入“行为罚”，增设勒令歇业、暂时或永久剥夺当事人从事渔业捕捞的权利。特别是对那些多次违法、屡教不改者，让他们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代价。（本文由中国水产频道综合整理，转自宁波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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